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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裁员潮下的年轻人:入职第二天,整个部门面临裁撤

baidu.com 2019-04-05 15:35:51

 

有人形容,互联网的裁员寒潮,几乎和2018年冬天一起来到。据某大型招聘平台数据显示,2018年第四季度IT/互联网行业大类的招聘职位数同比减少了20%。另据不完全统计,从去年底至今,已经公布裁员的互联网公司至少有28家,其中不乏知名企业。

无论是经济形势,还是理念变革,人们习惯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场寒潮。唯有个体的命运却最易被忽视,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面临着剧变的彷徨;人到中年者,则可能要重头再来。

当风口过去,最先落地的,是那些曾经揣着梦想的普通人。

风口没来

去年12月底,林锐被叫去谈话,直属领导讲的很委婉,“这个项目发展不是很好,技术人员几乎都已经转岗或者离职了,客服和运维都砍了一半……”

“我一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。”

林锐曾经以为自己是赶上“风口”的人。2014年大学毕业后,他起初没有选择和自己信息技术专业相关的工作,直到四年后,林锐才入职广州一家拥有两百多名员工的中型互联网公司,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线下娱乐设备的智能支付系统。

2017年底到2018年初,手机抓娃娃和直播答题被看作新的网络风口,靠着线下的资源优势,公司专门组建了团队来做线上APP项目,林锐入职后参与到了项目的运营推广中。 “之前我也没接触过这种项目,很想做一下,而且都在做这个”。

更多的新鲜感代表着更大的风险,在互联网的世界里,一个项目寿命的长短,往往取决于下一个风口什么时候到来。2018年之后,林锐所在项目的风口迟迟没有到来。

林锐觉得,问题其实一直存在,想要维持一个互联网产品的热度并非易事,“手机抓取的体验、客诉处理、商品质量等等,长期存在着一些问题,导致用户满意度不高,另外大家对手机抓娃娃的兴趣已经没有当初那么高”。

到2018年底,项目发展不好,持续出现亏损,主要人员开始离职或者转岗,一多半的运维和客服人员则面临被裁。所以,当领导找到林锐时,他并不意外。

在有了最开始那段对话后,林锐平静地领了赔偿金离开了公司。

“情况不妙”

在秦涛来北京的第14个年头,他也丢了工作。秦涛曾有过骄傲的职业履历,连年不断晋升,最后做到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总监。

春节放假前夕,公司的HR找到秦涛,简洁明了地表达了互联网新形势下公司发展理念的转变,并提出将不再与他续签劳务合同。秦涛不是很意外,此前由于公司新的管理人员介入,制定了与秦涛的理念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划,那时他就意识到“情况不妙”。

在他看来,被拒绝续签就是被裁,但合同写明基于双方自愿,他不会拿到任何补贴或赔偿。

1月底通知不续签,3月5日合同到期,秦涛的缓冲时间并不多,“挺焦虑的,春节都没过好,而且过年期间也没法找工作。”

程伟离开公司的时候也没拿到赔偿, 2018年11月13日,徐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将程伟和15名同事一同裁掉了,整个部门只剩下两个做后期的员工。

程伟很需要这份工作,他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创业经历,欠下了不少债务,每月工资的60%都拿来还银行贷款了。

程伟所在的网络科技公司是某知名企业的指定运营商,主营产品拍摄及销量运营等业务。公司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亏损,已经陆续裁掉了六七个员工。但是程伟没料到,他所在的部门都被裁了。

11月13日上午十点,部门经理约谈程伟,“现在公司效益不好,你们搞技术的工资又高,还是另谋高就吧。”

程伟承认,在此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波寒潮。到2018年下半年,公司接到的产品拍摄和相关运营业务越来越少,程伟和许多做后期的同事基本上处于“闲置”状态,“那时候根本没有业务,每天坐在办公室里,面对着电脑,没活儿可干”。

在知乎上曾有人分析,这种对人力资源需求比较旺盛的平台型互联网公司,核心业务往往以平台基层运营为主。跟以开发为核心的产品型互联网公司相比,在架构的稳定性上更差,裁员隐患也会更高。

当整个部门所负责的项目出现持续亏损时,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和资源浪费,停掉项目、裁掉相关部门,成了很多公司的第一选择。

被裁后,程伟想为自己争取些补偿,他觉得,以公司运营不好为理由裁员,最起码应该提供一定的补助,但经理的搪塞更直白,“像咱们这样的小地方,都是没有赔偿的”。

无奈之下,程伟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,得到的答复是:要有录音或者具体证据才可以。他联系了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,一起争取赔偿。一阵忙活之后,因证据不足,他们的索赔终以失败告终。

幸存者

浪潮之下,还有幸存者。

今年2月27日,刘艺入职一家国内知名门户网站的内容部门,入职第二天,她参加部门会议,裁员没有任何预兆的发生了。

“主管一上来就哭,我们还以为是他遇到了什么私人问题。”在主管开口之前,刘艺和同事们都是一头雾水。

过了一会儿,主管擦掉眼泪,对大家说:“不用汇报工作了,我们部门四百多个人将全部被裁掉。”会议室一下子炸锅了,跟刘艺同一天入职的同事一下子红了眼眶,就在昨天她刚刚卸载了所有求职软件,打算在这好好干几年。

入职前,刘艺曾是一名专业的摄影师,摄影作品在国际上还获过奖,出于对互联网的热爱,摄影出身的刘艺毅然放弃了能获得优厚薪资的工作,也拒掉了很多其他公司的offer,选择了这里。

但其实自2018年底,这家公司就开始了陆续裁员,刘艺所在部门属于“重灾区”。亏损太大,营收是日后工作的首要出发点,公司果断砍掉不盈利的业务,希望把风险降到最低。

之后几天的时间里,主管开始进行单独谈话,劝离与安慰构成了约谈的主要内容。刘艺在网络上求助,各种平台上都有她关于“刚入职就被裁员怎么办”的帖子,刘艺搞不明白既然准备裁员为什么还招人。

原来轻松的氛围中,开始出现一些别样的味道。大家心里都在拨动算盘珠子,为日后的前途担忧,但会十分默契地避开这个话题,即使是在吃饭的时候有谁不小心提到了,也会迅速找到下一个话题来转移。

一周以后,主管在例会上宣布,维系工作需要人手,最终为整个部门争取到了25个名额,刘艺在其中。刘艺猜测是因为自己刚入职,薪资低,“估计这也是实习生不参与裁员的原因吧”。

被裁的同事中有一个刚生了小孩的妈妈,确定被裁之后,她给家里打电话时对宝宝说:“闺女不要喝奶粉了,妈妈失业了,喝不起了。”听到这些,刘艺的心里一阵心酸。

刘艺所在的小组一共16个人,从宣布裁员到完成交接离开,刘艺跟同事们把每一顿饭都当成是散伙饭,尽量聚齐所有人,去比较好的餐厅,由“幸免”的同事们出钱,一方面是舍不得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感谢对方把名额让给了自己,不管这种“让”是主动还是被动。“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无助感,就想抱团在一起。”

刘艺觉得,裁员之前,办公室总是坐的满满当当,走到哪都会喘不上气来,现在办公室大片大片的空着,只零零散散坐着几个同事,“冬天我们办公室开着风扇都会感觉热,现在走到哪都觉得好冷。”

刘艺幸存下来,但却没能留在原先的岗位。她被调到了一个完全不同、也不熟悉的岗位上,对接工作十分吃力,400人的工作量落到了25个人身上。

回家

应对完离职后,转身面对的就是家庭和自己的生活。

在家待业的前两周,林锐下载了做菜的APP,照着里面一道道学。林锐的老婆郑雨一下班就能吃上热乎饭,“回家他已经做好了可乐鸡翅,还有切好的水果”。一时间,两个人都有点享受这样的状态。

过了三个月,刚开始的轻松被时间消磨掉,压力随之而来。林锐和妻子郑雨每月要还近八千元的房贷,父母主动提出了暂时帮忙,“三月份的房贷,爸妈帮着还了”。

林锐和郑雨有一些存款,但不多,他知道找工作过程中自己将要面临的不确定性,“父母帮忙我不好意思,但也没再坚持,得给之后的生活留点余地”。

夫妻俩的生日相近,林锐提前跟郑雨商量:“今年就不互相送礼物了吧”。郑雨同意了,真到了生日那天,见真的没有礼物和蛋糕,她的眼里还是有失落。

父母倒是宽慰林锐,让他慢慢找。“这肯定也不行,还是要紧张一点“。有时莫名的烦躁会突然把林锐包围,感觉像是再也找不到工作了,”我也不年轻了,28岁了,一转就到30岁。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,小孩子也不能要,以后很多事情都没得解决“。

跟其他人相比,得到一份新工作在秦涛这里显得更为迫切。今年是秦涛来北京的第14年,他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变成了年近不惑的中年人。对于现阶段的处境,秦涛形容为“带孩子上学,带老人上医院”。

秦涛的孩子今年刚刚上小学二年级,高昂的课外培训费让秦涛皱眉,“我们报的不算多,就三个,一个月也得四五千。”

每年的寒假秦涛会带孩子出国玩儿,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,但他不肯放弃给孩子开拓眼界的机会。年前公司HR通知不续签的时候,秦涛一家人正打算去新加坡过年。

签证办好,酒店定妥,出发的前一刻,秦涛却变成了失业人员。

秦涛没告诉父母和孩子失业的事,他和妻子选择保守这个秘密,“说了也无济于事,反而会增添他们的烦恼。

但女儿很纳闷,为什么爸爸突然多出了很多时间,竟然还会在下午三点半去接她放学,于是女儿问秦涛:“你怎么会来?”这时秦涛只能敷衍道:“工作不忙。”但他还是能看出来,得到了更多的陪伴,女儿变得更开心了。

被裁之后程伟的压力更大,没了经济来源,他无力偿还贷款,维系基本的生活都不容易,他也开始接受父母在经济上的帮助。

春节的时候,家里来来往往都是拜年的亲朋好友,程伟一次次回答着关于被裁的问题,“现在互联网不好做,很多大公司也在裁员”。

程伟对此倍感压力,他觉得在亲朋眼里,这只能是不优秀的表现,“毕竟被裁与辞职不同,自己辞职肯定是因为有更好的地方可去,但裁员相反,说好听一点是大环境不好,说难听一点就是自己能力不足”。

“PPT做的怎么样”

林锐最近的一次面试草草的结束了,岗位是数据运营。

工作内容跟林锐设想的不同。“我想的是做一个具体的产品数据分析。但他们要的是更宏观一点的,要做整体的市场调研。”这并非林锐最不满意的地方,“他一上来就问我,你PPT写得咋样?”

求职过程中,林锐和妻子郑雨开始产生分歧。郑雨在猎头公司工作,她会从自己的角度给林锐一些建议,希望林锐能不再执着于原本的工作方向,有更多的机会尝试,哪怕是放弃互联网,回归传统行业。但林锐还是很看重企业的“互联网基因”,他面试了一家宠物行业公司,对方对他挺满意,“但是我觉得那边的环境不适合做新媒体,周围都是工厂,心理上有压力,那边也基本没人懂新媒体,想交流都找不到人”。

林锐不得不承认,机会正在变少。他已经陆续面试了15家公司,明显感觉大企业对求职者的要求比之前更高了,“问的问题更加细致,可能人选不少,有些企业感觉对我挺满意,最后也聊到薪酬待遇阶段,也见了项目负责人,但就是没了下文”。

秦涛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年龄,即将迈入40岁的门槛,年这成了他求职上的局限,“很多年轻人越来越成为人才市场的主力,像我这样年龄不大不小的,工作就不太好找。”

妻子联系各种可能帮上忙的朋友、同事,希望能帮秦涛争取到一些公司的内部推荐机会,传统行业、互联网都可以。秦涛看在眼里,想想之前十几年的奋斗经历,不是滋味。“哪里还有骄傲可言?”

关于下一份工作,秦涛直言并不会降低标准,“经历过更多之后,反而会期望更高”,虽然急于找到一份工作来养家,但在秦涛看来,盲目寻找是不可取的,要在前途和收入之间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平衡点。他也仍然相信互联网企业的前景,认为这只是一个曲线的谷底,终会有回暖的时候。

作为裁员的”幸存者”,刘艺拒绝了父母回老家的提议,就像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一样,她拒绝了母亲报考老家附近学校的建议,她希望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即使母亲总是反驳,“世面有什么用,能管饱吗?”

为了不被淘汰,刘艺只能埋头苦干,几乎每晚都是十点以后下班。但风波没有停止,留下的25个人的命运仍然存在变数,四月份公司会进行部门合并,“到时候全都裁掉,还是留下几个,现在都是未知的”。

(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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